双城记

梁子民 毕文昌

    毕：我在大学里感受到，高校的学术体制已经日趋僵化。学术和个人物质利益的不当结合，日益荒诞的数字化管理，急功近利导致的失范行为，经常招致来自社会舆论的负面评价。但批评归批评，要从内部变革，一时还看不到希望。不过，在高校之外，却能感受到很多有生气的因素。以民间力量推动的学术文化活动，越来越被社会所关注。一些学术水平很高的会议，不由政府拨款，而由民间团体出资。一些有创意的学术项目，依靠民间资助完成。有些学术活动的赞助者，甚至就是个人。这对高校的学术体制无形中构成了挑战。一部分有追求的学者，在学院以外找到了发挥才能的空间。

    梁：是这样。我看到过一个关于中国税制的研究成果，水平很高，就是由民办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完成的。另一个民间研究机构公盟，也提出了不少高质量的研究报告。

    毕：学在民间，本来就是中国学术发展的主脉，也是世界学术的通则。古今中外的学术成果，被公认为经典的，多是学者个人的著述，而非国家意志的产物。皇家的学术产品，后世往往评价不高。现代经典的产生，大部分也不曾得到官方经费的支持。过去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。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说，这些年凡有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，多数是个人做出来的，和体制性项目无关。这个评价大体是准确的。

    梁：当然。现在国内学术体制的主流，还是行政主导立项出资。不论在大学里，还是在国有科研院所里，大家不得不围绕项目课题转。乐此不疲的人并不多，多数人只是无奈。加上体制项目的经费使用有严格的财务标准，手续不胜其烦，所以本身的吸引力在下降。一些有社会声望的学者，对体制性项目的学术意义，评价也不高了。

    毕：另外，高校的学报，学术品质普遍下降，保持高质量的不多。反而有些不在高校评价体系中的学术期刊，水平却能得到学界的公认，比如像刘梦溪主编的《中国文化》、陈平原主编的《现代中国》。还有一些出版物，不以学术标榜，反而为学界看重，比如《书屋》、《随笔》、《万象》、《经济学家茶座》、《历史学家茶座》等等。有些企业的内部期刊也有相当水准，如《SOHO小报》。从近期国家出版体制的变革动向看，开放性思路是基本走向。刊号、书号由审批到登记制度的转变已可预期，过去与出版社合作出书的文化工作室名不正、言不顺的地位将得到改变。那些真正有活力、有读者的学术成果，将因此而获得更大的传播空间。这些对于学在民间这一传统的复苏，都不无积极意义。

    梁：所谓学在民间，我想主要是一种价值追求。学者在体制内供职，可以与学在民间的精神并行不悖。国立院校的教师、国有研究院所的学者，都可以在相当程度上保持独立自主探索学术的精神空间。如果把学在民间理解得过于狭窄，把一切在体制内任职的学者都排斥在外，那不是我主张学在民间的本意。

    毕：中国毕竟是一个有着悠久学术文化传统的国家。新文化运动以来曾经大师辈出，大家云集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学术文化也曾呈现中兴景象。这些或远或近的传统，都将成为民间学术追求的参照。真正的学者的自信和定力是不会磨灭的。

    梁：我们在《冰点周刊》对话，转眼已经5年了。应当说，我们的对话，也是一种民间的学术讨论。编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宽广的平台，从教育到学术，从文化到艺术，从历史到现实，从人物到社会，由我们自选话题，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谈古论今，对自己关心的事物品评褒贬。读者对我们的言说有鼓励，有回应，有批评，也激励了我们进一步的思考。现在，周刊即将进入新的布局，我们的对话正好告一段落。借这个机会，我想对5年来给予我们种种关切的编者和读者，表示诚挚的感谢。

    毕：这也是我的想法。谢谢大家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