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段相声说，在李莲英大总管红紫当朝的年月，中国曾派过体育代表团参加奥运会。这位只会喊“喳”的“小李子”不懂什么是国歌，于是以《贵妃醉酒》代替，而且选了飞檐走壁的大侠去跳高，选了皇宫里传圣旨的小太监参加短跑，找了几个北京天桥变戏法的，每人怀里揣了一个篮球去和洋人比赛，结果把篮球变来变去，不见传球，只见入网。从那以后打篮球都穿背心、短裤，就是因为吃了李莲英的亏才作出的国际性规定。这段相声曾使我捧腹不已，然而也让人觉得似有些解嘲的味儿，跟阿Q的“先前阔”有点儿相近。实际上，中国人首次参加奥运会是在50年前，运动员仅仅一员，“硕果”是一个“鸭蛋”。如今，我国运动健儿不但在奥运会上争金夺银如同小儿科，而且7年之后我们将首次举办奥运会。

　 倘要论起走向世界，大胆革故鼎新，我当首推体育界。体育界冲到奥运会上去一显身手，其他各行各业也该立志冲到本行业的“奥运会”上去才是。所以，体育界几年间令人刮目相看，他们的许多经验值得借鉴。

　 我以为，最重要一条就是体育界最不讲祖宗的古训———中庸之道。改革潮流之中，中庸之道是一大障碍。祖宗留下的这条古训，束缚了中国人几千年，光格言便成筐成箩，诸如“不为福始，不为祸先”，“人怕出名猪怕壮”，“出头椽子先烂”等等。而体育界最鼓励冒尖，唯恐邓亚萍太少，绝无杨扬太多之虞。比赛比来比去，无非要比出尖子来，哪有见了尖子还去砍掉的道理？这一条推而广之，各方面的人才也就层出不穷了。中庸之道的盛行，把许多冒尖人物搞得心理变态了：钱挣到上千万，反而寝食不安；创造了某个定理，记者要采访报道，反倒惶惶不可终日；冒尖、出名倒成了一桩亏心事。而有的人又专好掐尖、削尖，似乎并没有多少人认为是罪过。结果造成先进难当、冒尖遭殃的怪现象。

　 其次一条是体育界没有终身制，有时连终场制都没有。尤其运动年龄一生，无论明星、主力，该挂鞋的挂鞋，该退队的退队。所以体育队伍总保持最佳状态。这一条也很该推广，倘若行得通，那种“让我退就是不让我革命”的同志，恐怕会少一些。

　 还有一条是环节简捷。我想当年袁伟民的作战方案，总不必党委会讨论的。大杨扬冲击冬奥会金牌也用不着3个月前打文字报告。而我们许多战线上坐失良机，就是因为环节太多，环环都有婆婆，管得十分具体，而真正上场拼搏的人却一点自主权都没有。这样下去，“临场发挥”能好得了吗？

　 金牌是可贵的，体育界的启示更加可贵。这是值得各行各业深刻领会的。